2006年，44歲的王玉林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大一場冒險。他離開了工作了9年的深圳人民醫院，到了深圳龍城醫院。44歲，從一家三甲公立醫院的醫務科長跳槽到一家一級綜合民營醫院做院長，即便在市場經濟觀念深入人心的深圳，這樣的選擇也算激進。

 

更激進的事情還在后面，王玉林說服老板將這家一級綜合醫院轉型為康復醫院，老板竟然也聽從了他的建議。在短短一年內，就完成了醫院轉型。

 

王玉林堅信康復醫療有前途，僅僅因為他在人民醫院時看到很多病人有這種需求。但是這個“前途”究竟何時到來？尤其是當“目標客戶“主要由支付能力有限的受傷工人組成時，只看到“需求”的王玉林并沒有預測到，隨后等待他的是三年的虧損，醫院80張床位，根本住不滿。

那幾年，千里之外，坐落于北京市區向北30公里的北京小湯山醫院，也遭遇了像深圳龍城醫院同樣的困境。

 

和在市場塵埃中苦苦找尋方向的龍城醫院不同的是，小湯山醫院更像一個沒落貴族。小湯山醫院最初由四所療養院合并而成，服務對象主要是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工傷人員和勞模。80年代之前，不同級別的干部職工和勞模可以享受不同級別的療養待遇，國家可以報銷。借助小湯山溫泉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小湯山醫院發展的紅紅火火。80年代之后，療養制度開始改革。失去了政府專項資金的扶持，一大批吃“政策飯”的療養院紛紛轉型，在康復治療領域中堅守的小湯山醫院，也陷入了職工大量流失、沒有病人的窘境。

 

有能力接受康復醫療服務的小眾（干部）群體流失；急需康復治療的大眾（工人和百姓）群體，卻因缺乏支付能力而不去治療。那幾年，是中國康復醫療機構普遍面臨的艱難時代。即便如此，王玉林堅信，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家醫保政策勢必在康復治療方面普及大眾。

 

2008年，深圳市率先出臺工傷康復的報銷政策；2010年，康復醫療領域的政策紅利逐漸來臨，原衛生部出臺《關于將部分醫療康復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的通知》要求，把以治療性康復為目的的運動療法等9項醫療康復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隨后七年，國家在醫保、學科建設、公立醫院機構規劃、社會資本辦醫等領域相繼出臺多個政策，大力推進康復醫療發展。

 

如今，深圳龍城醫院已成為擁有720張床位、全國唯一一家社會辦醫的三甲康復醫院。2009年康復科只剩20多個員工的北京小湯山醫院，在2017年康復科的醫護人員擴增10倍。

 

 

據前瞻產業研究表明，近14億人口的中國2017年康復市場規模是380億人民幣，而美國3.2億的人口，康復產業在2016年即達到了1400億人民幣，中國依然有巨大的市場空間。

 

1、80張床位只住兩三張，人們只來泡溫泉

 

王玉林回憶，21世紀初，老百姓并不認為康復治療很重要，一做完重大手術，都是回家躺著休養。那時，需要康復的幾乎都是受傷工人。國家也沒有相應的醫保政策支持。

 

很多受傷的工人因為支付不起費用，而拒絕康復治療。“那個時候，我們有80張床位，但經常就只有兩三個住院病人。”

 

持續的虧損，讓王玉林倍感焦灼。幾近走投無路的他，只好到工廠里去求企業老板給傷員報銷康復治療的費用。他講述道，那時候，大部分工人都買了工傷保險，但不涵蓋康復治療費。只有少數老板，同意出錢報銷康復治療費用，更多的老板是拒絕的。

 

這條路走的并不順利，當時，王玉林至少求了幾十家企業主，經常是鎩羽而歸。

 

在三年的連續虧損下，越來越多的人勸王玉林放棄康復醫療，去開男科、婦科、美容整形科這些賺錢的科室。王玉林沒有動搖：“康復有市場需求，我有這個信念。它只是需要合適的發展時機。”

 

北京小湯山康復醫院原副院長韓萍回憶當年小湯山醫院艱難的轉型：“作為一個綜合醫院來發展的話，北京小湯山醫院并沒有優勢。它的底子并不是一個多學科的醫院，臨床醫學是一個弱項。而在神經康復、慢性病康復方面則有一些基礎，積累了一定經驗。”

 

小湯山醫院萎縮的那幾年，門診病人門可羅雀，零零星星地都是一些泡溫泉、做推拿，看皮膚病的人。縱然有公立醫院編制、職稱等吸引，一些骨干也都相繼離開。

 

中國現代康復醫學自20世紀80年代起步后，康復醫療理論和醫療技術不斷發展，但重臨床輕康復的觀念依舊沒有轉變。是否徹底轉型為一家康復醫院？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最終，小湯山醫院在2009年左右，重新打造康復中心，著力于健康管理和康復醫學兩大領域。

 

北京小湯山醫院

 

2、汶川地震帶來康復醫療拐點

 

政策的風口，王玉林一等等了三年。

 

拐點的出現，源于那場舉國悲痛的災難——汶川大地震。官方數據顯示，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傷，17923人失蹤。 

 

“數以萬計的幸存者成為永久性的傷殘人士，需要長期的康復醫療服務。”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康復醫學中心主任何成奇在撰寫的論文中推算了地震的康復需求數據——僅僅骨折傷員就有6.8萬人。

 

而當時四川省的康復技術人員不足2000人，有執業資格的康復專業醫師只有563名。何成奇指出，“四川省原有的622.3萬名殘疾人，就至少需要2.5萬名康復技術人員。按四川省現有每年可培訓1056名人員的能力，至少需要22年才能填補上這一空缺。”

 

四川省的數據，是中國的康復醫療起步緩慢的一個縮影。在2008年8月28日召開的全國醫政工作會議上，原衛生部部長陳竺強調，地震傷員的康復凸顯了我國康復醫學基礎的薄弱，康復醫學發展落后于其他臨床學科。使之成為醫療服務這個“木桶”中的“短板”。

 

自2008年以后，發展康復醫療幾乎成為中央層面的一個共識，十年間，多項促進康復醫療領域發展的政策接連出臺。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提到，“康復醫學也被重新定義，它不止是利用康復醫學手段實現癱瘓、截肢等殘障人士功能恢復，更重要的是怎么積極早期介入，防止廣大傷員出現殘疾、功能障礙。”

 

 

3、政策紅利促發展 吸引人才各顯神通

 

2009年，長期處于焦慮狀態的王玉林松了一口氣，醫院開始盈利。

 

政策的出臺，一下子釋放了巨大的康復醫療需求，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龍城醫院。

 

2008年，龍城醫院與深圳市人社局簽訂的保險服務協議里，新增了工傷康復。龍城醫院成為了深圳市工傷康復的定點醫院。全國性的政策在兩年后出臺，2010年，原衛生部出臺了《關于將部分醫療康復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的通知》要求，把以治療性康復為目的的運動療法等9項醫療康復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

 

“病人住一個月康復醫院，總花費大概是2萬多元，醫保報銷后，病人自己只需掏兩三千塊錢就可以了。”王玉林回憶：“80張床位一下子就住滿了”。

 

盈利不成問題后，吸引人才又成了一大難題。

 

媒體報道指出，全國各類康復技術人員不到2萬人，其中，康復理療師只有5000多人，大多是從神經內科、護理及中醫等其他學科進修后轉過來的。據估計，中國康復技術人才的缺口是35萬。

 

“尤其是在急性康復期，對于神經康復來說，康復治療師需要配合神經內外科醫生，進行肌肉、血管、神經等方面的恢復。這方面的人才更匱乏。”莊一強指出，國內醫學康復專業開設得少，招生也少，就業量也不多。與此相比，更重視康復醫學的香港在人才培養上投入更多，如香港理工大學的康復專業，每年會招收上百個人。

 

 康復師的匱乏，是制約醫院發展的瓶頸。 做為民營醫院龍城醫院，沒有公立醫院吸引人才的編制優勢，因此在其他待遇上會盡量提高。龍城醫院會為職工提供住房。一個護士可以申請四五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廳住房, 里面空調、沙發等家具齊全。醫生每個月的收入在2萬塊錢左右（包含獎金），處于民營醫院收入的中上水平。

 

王玉林談到，隨著醫院在康復領域知名度的提高，一些在公立醫院的康復科的醫生也會主動來到龍城醫院。在公立綜合醫院，康復科是“不受待見”的學科，但在龍城醫院，醫生卻能充分發揮專業優勢。

 

2009年，決定重新打造康復中心的小湯山醫院，直接將人才引進做為醫院發展的抓手。

 

韓萍回憶，當時引進了專門的學科帶頭人——武亮，他是中國康復研究中心的博士，導師是中國康復研究中心的院長李建軍。 

 

隨后，結合學科帶頭人的優勢，北京小湯山醫院規劃幾個重點專科，以脊髓神經康復、骨關節疾病康復和呼吸、心血管、糖尿病等多種慢性病康復為主。

 

此外，北京市衛生局在人才引進政策和財政上都給予醫院很大傾斜，例如，每年人才引進指標會比往年有所增加。2009年底，小湯山的康復科只有20人，并無康復病床，目前康復科有200多名員工，300多張康復病床。

 

 

4、和公立醫院合作 建立雙向轉診網絡

 

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風口下，龍城醫院和小湯山醫院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

 

2014年，龍城醫院被評為三級康復醫院。2017年12月6號，成為全國唯一一家民營的三甲康復醫院。 

 

在北京市衛計委（現為衛健委）的重點支持下，小湯山醫院成為定點的三級康復醫院。2014年，北京小湯山醫院第一塊院牌正式掛名為北京小湯山康復醫院。

 

雙向轉診，是兩家醫院在快速發展期不約而同選擇的一條道路。

 

這一時期，大型公立醫院看病難，看病貴，住院床位極其緊張，這反倒成為康復醫院的一個“利好”。“從2014年開始，小湯山醫院開始和各大綜合、專科醫院建立綠色通道，比如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和友誼醫院等。有一些患者會長期占床，在三甲醫院做完手術之后不愿出院。我們會安排轉診。”同時和社區醫院對接，形成三甲醫院——康復醫院——社區醫院的康復網絡。

 

民營醫院龍城醫院，也是在2014年開展雙向轉診。

 

2014年，龍城醫院開始和公立醫院簽訂雙向轉診協議。在深圳市人民醫院工作多年的王玉林，跟各個公立醫院都比較熟，和他們簽轉診協議比較容易。

 

但有些病人并不了解康復，更不信任民營醫院，有的時候，需要得安排醫生到公立醫院做宣講，和患者溝通，免費把他們接過來；另外的話，還得依靠醫生告訴患者康復的重要性，以及哪一家醫院康復做得比較好。”

 

 

5、中國康復體系網絡尚未建立

 

盡管小湯山、龍城醫院的轉型是成功的，但多位專家認為，我國只是初步形成了一個康復醫學的體系，與日本、美國相比，無論是規模還是體系的成熟度，都相差甚遠。

 

王玉林經常去往日本考察，他發現中國人對康復治療的認同度，遠低于日本。

 

“中國的人口比日本人口多了7～10倍，但日本的康復養老機構有1萬多家，而中國只有400多家。”他說。

 

“國外的康復理念是要求生活自理，甚至可以恢復到上班，但我們通常認為半身不遂、躺床上就可以了。”莊一強表示，康復必須是早介入，比如老人中風送到醫院，康復師和神經內科、外科醫生是同步工作的，這是急性期康復。但中國人的程序是，先搶救病人，等出院回家休養三個月后，才開始康復。這個時候，已錯過最佳恢復期。

 

韓萍舉了一個例子，“我曾經接觸過一個院士，他因腦卒中致偏癱，在一年的治療期間里，從來沒用過中醫康復治療手段。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中醫康復治療對中風后遺癥的效果較明顯。”病后一年，那位院士也沒能站起來，韓萍見著他的時候，他還是坐在輪椅上。

 

這體現了當前康復醫療的兩大現狀：缺乏康復理念和缺乏康復體系。

 

目前來說，康復大致分三種。莊一強提到，首先是急性期康復。病人在搶救的時候，就得開始康復訓練。其次是慢性期康復。病情基本穩定后，由三甲醫院轉到康復醫院去。經過一段時間，恢復一些基本功能。最后是居家和社區康復。也就是由康復醫院再轉到社區醫院或家里。 

 

整個康復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只有少量大醫院愿意去做急性期康復。比如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康復科開設了100張床。一位行業專家提到，“大醫院一床難求，一個手術下來幾萬甚至幾十萬元。但把床位改成康復床位，住三個月，也賺不了一兩萬元。”

 

此前，有行業人士精算到，綜合醫院一個康復病床一天可以為醫院帶來300～500元收入，而如果將病床給外科，則一天收入在3000～5000元。因此，大醫院沒有動力去做康復醫療。

 

而社區醫院幾乎不具備康復醫療能力。無論是康復人員、技術、設施，各個方面都非常薄弱。

 

莊一強提到，臺灣著名的對老年病、慢性病和康復病的長期照護制度，是長照機構（相當于護理院）會在老人家里安裝一個監控、電話系統，電話只有三個按鍵，一個打給家屬，一個打給物業管理處，一個打給護理院。一有身體問題，可以尋求幫助。

 

 

6、未來在哪里？

 

《關于加強北京市康復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實現每千常住人口0.5張康復護理床位，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全國，我國目前仍有將近60萬的康復病床的缺口。

 

在政策的鼓勵之下，社會資本正在進入。北大醫療集團、泰康人壽等資本已經把目光投向康復，部署新建、收購、托管康復醫院。

 

已在康復治療領域十三年的王玉林再談未來，已不像之前那樣，從“現在”發現用戶，而開始從未來預測用戶。

 

他和一些同行認為，康養融合會是下一步康復醫療機構要走的路。

 

“康復和養老要密不可分地融合在起來。老人的身體狀況變數很大。這個過程當中，有時候需要住護理院，有時候需要住養老院，有時候需要住康復醫院，甚至可能還要做個小手術。”他認為康養融合將涵蓋康復、養老和護理三大領域。

 

相比于王玉林的領域擴張，韓萍更聚焦于相關專業，提到未來康復醫療發展的兩大熱點，她認為，其一是心血管疾病康復，其二是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康復。“康復的發展和疾病譜的變化密切相關，如今心血管、老年癡呆患者越來越多，心血管病康復和感覺與認知缺陷康復在未來將是康復醫學發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57歲的王玉林對康復醫療的信念和十三年前一樣堅定，甚至更有野心，他希望能把龍城醫院再擴大：“從占地3萬平方米擴大到12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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